第九十四章广场协议
搏取资本最大的助力不是像比尔盖茨那样创建一家市值千万亿的高端企业，也不是像巴菲特那样眼光独到，在股市搅动风云，更不是走一些偏门，而是如王杰一般先知先觉，掌握时代的脉搏。
《生死时速》全部完成后王杰将一切交给了迪士尼影业，王杰相信迈克尔艾斯纳和杰弗里卡曾伯格两人会处理好一切，影片也定档在了六月十日的暑期档。
王杰处理好一切后悄然来到了香江，这一次他让管家老吉姆雇佣了上百人的操盘手，分开布置在了岛国的千户和美国纽约这两个地方。王杰命令操盘手们提前一个多月建仓，他在等待着广场协议的签署。王杰这次准备在岛国RIBEN身上狠扒一层皮，争取让它的经纪疲软期在多延续一些时间。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以岛国和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原时空1985年9月22日，美国、岛国、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岛国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岛国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岛国经济从“广场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
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这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大主要工业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
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岛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岛国市场，因为岛国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岛国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岛国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岛国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原时空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岛国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岛国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岛国人均GN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岛国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岛国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岛国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原时空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岛国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岛国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岛国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岛国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岛国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岛国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岛国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