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繁荣，那税收也就多了，商业税多了，相应的在总额度里的比例就大了，而农业税则逐年萎缩。梁明最早定下的规矩是亩产一成上缴国家，这个规定实在没水平，不仅收缴时容易论乱，计量时也不易。到了建阳八年，内阁再次发布了公告，重新企划农业税。
按农田肥薄册所记田赋，分为三级，每级又分为三等，共为九等。所教税赋以农田为计，百姓圈养牲畜不论，每亩税钱1.5块银元—银元不等。百姓可按市价以米粮充值，或缴纳银钱。
这样的规定百姓当然高兴，南洋种的可都是水稻，还是一年三熟，一亩地一年打个十担粮米是绰绰有余，按原先的规定那就至少要缴纳一担的粮米。在南洋，粮米多产之地，可就算如此一担大米也要2块银元以上，这样是放在大陆那就是2两银子以上了，所以算起来此次农税更改中华国至少削减也4成的。
总之一句话，如今的中华国是民心安定，国势稳固。对于管着他们的朝廷这些老百姓还是很拥护的，别的不说但看那些安心过活的移民就能瞧出一二来，没人愿意回去过苦日子。
这样的局面让梁明感到很自豪，自己还是很得人心的，同时也为了他接下的放手一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兵中原，国内不会民心大乱，在这一点上他很有把握。
十年的积累让梁明手中有了放手一搏的筹码，有了拼一把的本钱。这场就是一场豪赌，赢了万事大吉，输了倾家荡产不至于，伤筋断骨是肯定的，现在第一张牌已经打出去了，关键就看对手的放反映了。
台湾事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福建，闽浙总督常青得报后信报还没看心中就凉了半截。台湾乃是孤岛，民众皆是移民后裔，本就民风彪悍，乡间挣扰纷多，台澎镇也是自己下辖十三镇中唯一一个三年轮换的镇营，以一镇之力竟然平定不了民乱，那事情就大了。
看了信报的内容后常青好悬没一头栽下，急命人招来福建巡抚徐嗣曾，按察使李永祺、布政使伍位纳（觉罗氏）和水师提督黄仕简以及福建将军恒瑞。（陆路提督任承恩屯驻泉州）
信报传了一圈，几人的脸上都能挂下一层霜来。常青轻咳了一下，待众人抬起头来这才说道：“此事关系重大，我等还需即快拿定主意，另外上报万岁的折子……”常青说到这顿了顿，他是真的感到为难，“老夫自会运墨，众位放宽心就是了，不过这议罪银……”
“制台大人放心，这次的议罪银我等同出。”恒瑞赶紧接道，这常青可不是常人，那是满洲豪门佟佳氏的子弟，满洲正蓝旗人。父亲安图，官至江西巡抚。其本人自宁郡王府长史累迁察哈尔都统，杭州、福州将军，可谓是树老根深，他自己刚到福州两天那能不给这位面子。“本官家有小余，愿出白银一万两，以来赎罪。”
恒瑞的话音一落，这边的徐嗣曾就接上了，“就是，就是，下官也愿出银万两，以消万岁浓气。”他也是到福建不久，还不到一年，跟脚扎的不深，面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自然不敢懈怠。
这次的议罪银没有黄仕简、伍位纳和李永祺的事，伍位纳和李永祺的是职位太低，虽也是按察使之职，布政使之位，但还是有很大差距的。黄仕简的官品很高，从一品的武官，可造反之事责民政官员，不在地方武将，按理来身为福州将军的恒瑞也是用不着出钱的，那不过是为全常青的面子罢了。连上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这四人还是出了银子。不多，每人三千两，正好补充了下常青三人刚刚缩水的钱包。
素日，常青檄水师提督黄仕简领兵二千名自鹿耳门进，副将丁朝雄从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自淡水进，都司马元勋屯鹿仔港，分道部署；遥命陆路提督任承恩领标兵一千二百名于鹿耳门前进，并拨各营兵候调，令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诣厦门弹压，承恩自鹿耳门继进。
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常青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奏折和福建三位主官的议罪折子，一路快马加急，终于送到七十六岁的乾隆皇帝面前。
常青奏道：“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县俞峻在大敦拿贼遇害，县城失陷。臣闻信，飞咨水师提臣黄仕简领兵二千名，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并派副将、参将、都司等，带兵分路夹攻。臣驻泉州，与陆路提臣任承恩居中调度，委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赴厦门弹压，饬沿海州县防范，咨广东、浙江督抚严查海口堵拿。”
而三人的议罪奏折则是减而化之，大字明晃晃的写着每人愿缴纳议罪银万两，乾隆看了很高兴，自己的老臣子就是贴心不是？再说台湾顽固外化之地，劣民群集难免闹出事端来，也不足为怪，平了就是了。他记得很清楚，三十五年台湾就出了个叫朱一贵的乱民吗？他老爹时期也有乱民涌现，可见那个地方的顽劣。
第二日，常青之折又到。常青再次奏：台湾郡城紧要，已派陆路提督任承恩领于鹿耳门，并拨各营兵候调，“先为保守郡城计”，且与水师提督声势柑援。“臣于泉州、蚶江、厦门等处往来督察，派道府经理粮饷。……鹿耳门为台地咽喉，尤须厚集兵力，现添派各标营兵，候风出口”。
计划很详细，乾隆读过奏折后很满意批示道：“总以镇静内地为要。看尔等俱属张皇失措，为此朕却牵念。台湾常有此等事，此次何至尔等如是张皇恐惧。”又说：“看来尔等皆过于张皇矣。岂有因一匪犯，使合省以及邻疆，皆怀恐俱之理。”
看得出人家的气势很足，可惜乾隆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满清万里江山颠覆的第一步。
身为福建、浙江二省之长的封疆大吏常青，连上奏折呈述军情紧急，一再调兵遣将渡海征剿。而君临天下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却指责他“张皇失措、恐惧万分”，将林爽文起事看成是以往台湾常有的小型械斗，不须大动干戈。究竟是常青夸大其词小题大做，还是乾隆低估敌情判断失误，这就要由历史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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